2019 年 3 月 9 日，Tallahassee（塔拉哈西）就像普通的春季星期六一样，但是生活总会以让人避之不及的方式袭来。我和妻子 Courtney 决定去参加周六下午 5 点的守夜弥撒（我们是天主教徒）。那天我们各自开车去教堂，因为她必须在孩子不在场的情况下提前办点事。距弥撒开始还有五分钟，我们才刚刚坐好，突然间我像一盏灯一样熄灭了。我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坐在教堂停车场一辆救护车的后座上，神父在为我祈祷，医护人员则急匆匆地把我送到急诊室。他们告诉我，我刚刚突然病发了。医护人员本来不想让妻子和我一起上救护车，但他们无法对神父说不，所以我妻子最终也跟着我去了医院。

我姐姐 Angela 是在 Tallahassee（塔拉哈西）的住院医生，那天晚上正好是她值班，所以我妻子在路上给她打电话，告诉了她我的情况。她立刻从一个担心的姐姐角色转变成为一名医生。第二天，她为我挑选了急诊室医生、神经科专业医师和神经外科医生。我们到了医院，马上就住院了。他们为我做了 CT 扫描，结果出来后，医生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。我大脑右额叶似乎有一个肿块，可能是肿瘤，但在进行全面核磁共振检查之前他们无法确认。我只记得医生给我诊断时，我异常平静，我的第一个想法是：我们如何解决它；行动计划是什么？

周日清晨，他们终于让我做了核磁共振。大约在午餐时间，神经外科医生走进了病房。这时我父母已经来到，和我、我的妻子 Courtney 以及姐姐 Angela 一起在病房陪伴我左右。神经外科医生证实了我们最恐惧的情况：我的右额叶上的确有一个肿瘤。他说：“你有几个选择。我可以在 Tallahassee（塔拉哈西）为你切除肿瘤，但因为肿瘤和脑组织交织在一起，所以必须要麻醉。要等到你术后醒来，我们才能得知会造成什么程度的损伤。你可能会没事，也可能会全身瘫痪。只有在事后才会知道。第二种选择是，我可以把你转到位于 Florida（佛罗里达州）Gainesville（盖恩斯维尔）的 Shands 医院，那里正在进行一种新的手术，叫做“清醒开颅术”。基本上，你在手术期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醒的，这样他们就能知道什么该切除，什么不该切除。凑巧的是，和我一起去做住院医生的人中，有一位医生可以做这个手术，而且她是国内少数有资格做这种手术的医生之一，她正好在 Shands 医院。我已经把你的核磁共振结果发给她了，她也同意你是做这个手术的最佳人选。她会在办公室等你早上打电话给她。”

我们都吓呆了。15 年前，我的祖母死于脑瘤，所以当我们听到“脑瘤”这个词时，我的父母和家人都会作最坏的打算。祖母做手术摘除了肿瘤，当时还没有所谓的“清醒开颅术”。

接下来的周三，我们去见了 Shands 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，之后的一周，我做了核磁共振，医生们描绘了我大脑的整个功能；整个过程大约花了三个小时。终于，在接下来的 3 月 26 日，我接受了手术，感觉就像灵魂出窍一样。最糟糕的是，手术前，我一个人在医院里待了半个小时。当神经外科医生来复述手术的细节时，她对我说:“噢，你真是个怪人。”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些困惑；这是你在做重大脑部手术之前最不希望听到外科医生说的话。她接着解释说，通常人们的语言能力是 100% 在右脑或 100% 在左脑，但她说我的是 60/40。这意味着我可能会在几个星期内暂时无法说话（她称之为“暂时性失语症”），而且有可能永远失语。我的反应是，那就把这一项也添加到列表中；这是另一件我需要克服的事! 好吧，长话短说，最后他们成功地切除了我 95% 的肿瘤，而且我确实暂时失语了。在手术后的头几个月里，我不得不去上语言治疗课。

我的肿瘤切除后，他们绘制了肿瘤的整个基因组。肿瘤中有一种特殊的基因突变使它更适合接受某些治疗，后来他们根据这种特殊的基因突变为我制定了治疗计划。太疯狂了！

手术后大约一个月，医生告诉了我们治疗计划。我必须做六周的放疗，六周的化疗（幸运的是，我不需要做更痛苦的静脉化疗；而是做药物化疗）伴随放疗，然后休息一个月，接着开始所谓的“维持化疗”，包括 12 轮 5 天的服药，然后休息 23 天。让我们来打败病魔！

在我四个月的休假期间，我有很多时间去思考。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，能够放慢生活的节奏，休息一下，同时有了一些收获。

首先，参加百万圆桌年会帮助我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。我从最初参加的会议中学习到，您一定是自己最好的客户。很多时候，保险或理财顾问是他们自己最糟糕的客户。我已经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。我父亲在金融服务行业工作了 31 年，他总是说要做最坏的打算，抱最好的希望。我的财务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，所以我可以完全专注于自己的恢复之路。所以，如果您还不是自己最好的客户，我建议您在这次会议之后，在您还能做到的情况下，确保自己的财务状况良好。

您必须要敢于寻求帮助。不要让自负妨碍您。我们不能独自完成所有的事情。我发现 99% 的人都非常愿意帮忙；您只要尝试去问就行了。在 Florida（佛罗里达州），如果您有突然病发的情况，六个月内不能再驾驶（把这件事也写进清单里吧）。在那六个月里，我的妻子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、秘书 Julie 还有我的朋友们都会开着车带我到处走。再来说说失控。在六周的时间里，我的妻子或母亲每天开车带我往返 60 英里，去接受放射治疗。当我在 2019 年 6 月底结束放射治疗时，我对自己说，我需要回去工作。我能找谁开车送我去开会？如果那天我在城里有会面，我的秘书会来接我，我们会一起拼车上班，一起拼车回家。我的客户也会来我的办公室。但当我在 Panama（巴拿马城）、Gainesville（盖恩斯维尔）或 Jacksonville（杰克逊维尔）有会面时，我仍然需要找人做我的司机。我想了几天，决定打电话给我的客户 Welmon Pippin，请他做我的“司机”。他非常乐意帮忙。我将永远感激他在那几个月里载着我四处跑。他后来告诉我，他住在 California（加利福尼亚州）接受癌症治疗时，那里没有家人。他说他每天都让朋友开车送他去接受放射治疗。他只是在回馈而已。所以不要害怕寻求帮助。

我觉得我的一生都在为生命中的这个阶段做准备。从小学足球比赛、所有的小联盟训练、八年的高中和大学足球生涯，到在保险/金融服务行业开始我的职业生涯，这一切让我为日常的磨练和奋斗做好了准备。每天早上 5 点的晨练，每天两次的练习，所有我收到过的拒绝，以及职业生涯的起起伏伏，都让我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，为我的生命而战。我们小时候哪天不想去上学或者不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妈妈就会告诉我们：“只要混过去”或者“只要混过这一天就好”。只要把事情做完就好了。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她的智慧之语对我会有多么深远的影响。所以，我就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癌症。你必须拥抱这个过程，在不舒服的情况下让自己变得舒适。

我相信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某种控制狂，否则我们不会聚集在百万圆桌。作为顾问，我们想控制一切。从 UW 流程到大堂里的杂志，我们想掌控整个客户流程，但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，比如癌症的诊断、家庭成员的去世、严重的事故等等。但您能控制的是自己的反应，以及如何应对摆在面前的逆境。这与生活中将要发生的打击性（在我踢球的日子里，我被击倒的次数多得我都数不清）事件无关；而是关乎您被击倒后的反应。您会选择重新站起来战斗吗？那天在医院的病房里，我有两个选择：要么我真的倒下死去，要么用我的每一分力气与之抗争。我选择战斗——为我的妻子、孩子、父母、兄弟姐妹和我所有的朋友而战斗。我选择了战斗，并将继续战斗下去，为他们树立榜样。当我第一次被诊断出癌症时，我跟自己订了一个协议：我一定要竭尽所能让情况变得更好，我会一天一天地迈向这个目标。只需要每天变好一点。

“时光飞逝，铭记死亡。”——Knights of Columbus

Joseph Spinelli III，CLU、LUTCF，百万圆桌会龄 10 年，Florida（佛罗里达州）Tallahassee（塔拉哈西市）Knights of Columbus 公司理财顾问。他毕业于 Bridgewater College 学院，拥有工商管理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。在 21 岁时，他被评为 Knights of Columbus 国际年度最佳新人。Spinelli 曾 11 次获得顶级骑士俱乐部 (SKC) 会员资格，并且是 Knights of Columbus 获得百万圆桌终身会员资格最年轻的顾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