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 年 3 月 9 日，Tallahassee（塔拉哈西）就像普通的春季星期六一樣，但是生活總會以讓人避之不及的方式襲來。我和妻子 Courtney 決定去參加星期六下午 5 點的守夜彌撒（我們是天主教徒）。那天我們各自開車去教堂，因為她必須在孩子不在場的情況下提前辦點事。距離彌撒開始還有五分鐘，我們才剛剛坐好，突然間我像一盞燈一樣熄滅了。我醒來後，發現自己坐在教堂停車場一輛救護車的後座上，神父在為我祈禱，醫護人員則急忙把我送到急症室。他們告訴我，我剛剛突然病發了。醫護人員本來不想讓妻子和我一起上救護車，但他們無法對神父說不，所以我妻子最終也跟著我去了醫院。

我姐姐 Angela 是在 Tallahassee（塔拉哈西）的駐院醫師，那天晚上正好是她當值，所以我妻子在路上給她打電話，告訴了她我的情況。她立刻從一個擔心的姐姐角色轉變成為一名醫生。第二天，她為我挑選了急症室醫生、神經科專業醫師和神經外科醫生。我們到了醫院，馬上就入院了。他們為我做了 CT 掃描，結果出來後，醫生告訴了我一個壞消息。我大腦右額葉似乎有一個腫塊，可能是腫瘤，但在進行全面磁力共振掃描檢查前他們無法肯定。我只記得醫生給我診斷時，我異常平靜，我的第一個想法是：我們如何解決它；行動計劃是甚麼？

星期日清晨，他們終於讓我做了磁力共振掃描。大約在午餐時間，神經外科醫生走進了病房。這時我父母已經來到，和我、我的妻子 Courtney 以及姐姐 Angela 一起在病房陪伴我左右。神經外科醫生證實了我們最恐懼的情況：我的右額葉上的確有一個腫瘤。他說：「你有幾個選擇。我可以在 Tallahassee（塔拉哈西）為你切除腫瘤，但因為腫瘤和腦組織交織在一起，所以必須要麻醉。要等到你術後醒來，我們才能得知會造成甚麼程度的損傷。你可能會沒事，也可能會全身癱瘓。只有在事後才會知道。第二種選擇是，我可以把你轉到位於 Florida（佛羅里達州）Gainesville（蓋恩斯維爾）的 Shands 醫院，那裡正在進行一種新的手術，叫做「清醒開顱術」。基本上，你在手術期間大部分時間裡都是清醒的，這樣他們就能知道甚麼該切除，甚麼不該切除。湊巧的是，和我一起去做住院醫生的人中，有一位醫生可以做這個手術，而且她是國內少數有資格做這種手術的醫生之一，她正好在 Shands 醫院。我已經把你的磁力共振掃描結果寄給她了，她也同意你是做這個手術的最佳人選。她會在辦公室等你早上打電話給她。」

我們都嚇呆了。15 年前，我的祖母死於腦腫瘤，所以當我們聽到「腦腫瘤」這個詞語時，我的父母和家人都會作最壞的打算。祖母做手術摘除了腫瘤，當時還未有所謂的「清醒開顱術」。

接下來的星期三，我們去見了 Shands 醫院的神經外科醫生，之後的一星期，我做了磁力共振掃描，醫生們描繪了我大腦的整個功能；整個過程大約花了三個小時。終於，在接下來的 3 月 26 日，我接受了手術，感覺就像靈魂出竅一樣。最糟糕的是，手術前，我一個人在醫院裡待了半個小時。當神經外科醫生來複述手術的細節時，她對我說:「噢，你真是個怪人。」我的第一反應是有些困惑；這是你在做重大腦部手術前最不希望聽到外科醫生說的話。她接著解釋說，通常人們的語言能力是 100% 在右腦或 100% 在左腦，但她說我的是 60/40。這意味著，我可能會在幾個星期內暫時無法說話（她稱之為「暫時性失語症」），而且有可能永遠失語。我的反應是，那就把這一項也添加到列表中；這是另一件我需要克服的事! 好吧，長話短說，最後他們成功地切除了我 95% 的腫瘤，而且我確實暫時失語了。在手術後的頭幾個月裡，我不得不去上言語治療課。

我的腫瘤切除後，他們繪制了腫瘤的整個基因組。腫瘤中有一種特殊的基因突變使它更適合接受某些治療，後來他們根據這種特殊的基因突變為我制定了治療計劃。太瘋狂了！

手術後大約一個月，醫生告訴了我們治療計劃。我必須做六星期的放射治療，六星期的化療（幸運的是，我不需要做更痛苦的靜脈化療；而是做藥物化療）伴隨放射治療，然後休息一個月，接著開始所謂的「維持化療」，包括 12 輪 5 天的服藥，然後休息 23 天。讓我們來打敗病魔！

在我四個月的休假期間，我有很多時間去思考。我覺得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，能夠放慢生活的節奏，休息一下，同時有了一些收穫。

首先，參加百萬圓桌年會有助我為這一刻作好了準備。我從最初參加的會議中學習到，您一定是自己最好的客戶。很多時候，保險或理財顧問是他們自己最糟糕的客戶。我已經為最壞的情況作好了準備。我父親在金融服務行業工作了 31 年，他總是說要做最壞的打算，抱最好的希望。我的財務問題得到了妥善處理，所以我可以完全專注於自己的恢復之路。所以，如果您還不是自己最好的客戶，我建議您在這次會議之後，在您還能做到的情況下，確保自己的財務狀況良好。

您必須要敢於尋求協助。不要讓自負妨礙您。我們不能獨自完成所有的事情。我發現 99% 的人都非常願意幫忙；您只要嘗試去問就行了。在 Florida（佛羅里達州），如果您有突然病發的情況，六個月內不能再駕駛（把這件事也寫進清單裡吧）。在那六個月裡，我的妻子、父母、兄弟姐妹、秘書 Julie 還有我的朋友們都會開著車帶我到處走。再來說說失控。在六星期的時間裡，我的妻子或母親每天開車帶我往返 60 英里，去接受放射治療。我在 2019 年 6 月底結束放射治療時，我對自己說，我需要回去工作。我能找誰開車送我去開會？如果那天我在城裡有會面，我的秘書會來接我，我們會坐同一程車上班，同一程車回家。我的客戶也會來我的辦公室。但當我在 Panama City（巴拿馬城）、Gainesville（蓋恩斯維爾）或 Jacksonville（傑克遜維爾）有會面時，我仍然需要找人做我的司機。我想了幾天，決定打電話給我的客戶 Welmon Pippin，請他做我的「司機」。他非常樂意幫忙。我將永遠感激他在那幾個月裡載著我四處跑。他後來告訴我，他住在 California（加利福尼亞州）接受癌症治療時，那裡沒有家人。他說他每天都讓朋友開車送他去接受放射治療。他只是在回饋而已。所以不要害怕尋求協助。

我覺得我的一生都在為生命中的這個階段做準備。從小學足球比賽、所有的小聯盟訓練、八年的高中和大學足球生涯，到在保險/金融服務行業開始我的職業生涯，這一切讓我為日常的磨練和奮鬥作好了準備。每天早上 5 點的晨運，每天兩次的練習，所有我收到過的拒絕，以及職業生涯的起起伏伏，都讓我為這一刻作好了準備，為我的生命而戰。我們小時候哪天不想去上學或者不想做甚麼事情的時候，媽媽就會告訴我們：「只要混過去」或者「只要混過這一天就好」。只要把事情做完就好了。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她的智慧之語對我會有多麼深遠的影響。所以，我就用同樣的方法來對待癌症。你必須擁抱這個過程，在不舒服的情況下讓自己變得舒適。

我相信這裡的大多數人都是某種控制狂，否則我們不會聚集在百萬圓桌。作為顧問，我們想控制一切。從 UW 流程到大堂裡的雜誌，我們想掌控整個客戶流程，但生活中有些事情是我們無法掌控的，例如癌症的診斷、家庭成員的去世、嚴重的事故等等。但您能控制的是自己的反應，以及如何應對擺在面前的逆境。這與生活中將要發生的打擊性（在我踢球的日子裡，我被擊倒的次數多得我都數不清）事件無關；而是關乎您被擊倒後的反應。您會選擇重新站起來戰鬥嗎？那天在醫院的病房裡，我有兩個選擇：要麼我真的倒下死去，要麼用我的每一分力氣與之抗爭。我選擇戰鬥——為我的妻子、孩子、父母、兄弟姐妹和我所有的朋友而戰鬥。我選擇了戰鬥，並將繼續戰鬥下去，為他們樹立榜樣。當我第一次被診斷出癌症時，我跟自己訂了一個協議：我一定要竭盡所能讓情況變得更好，我會一天一天地邁向這個目標。只需要每天變好一點。

「時光飛逝，銘記死亡。」——Knights of Columbus

Joseph Spinelli III，CLU、LUTCF，百万圆桌会龄 10 年，Florida（佛罗里达州）Tallahassee（塔拉哈西市）Knights of Columbus 公司理财顾问。他毕业于 Bridgewater College 学院，拥有工商管理和经济学双学士学位。在 21 岁时，他被评为 Knights of Columbus 国际年度最佳新人。Spinelli 曾 11 次获得顶级骑士俱乐部 (SKC) 会员资格，并且是 Knights of Columbus 获得百万圆桌终身会员资格最年轻的顾问。